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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变味专家认为祸起过度扩张及监管不力

自“小额信贷之父”、格莱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2006年荣膺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一直拥有天使般面目。然而，在近期海外媒体围绕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小贷危机以及尤努斯去留的报道中，小额信贷似乎已从天使变为逼死无力还款农民的黄世仁。在危机爆发后，当地政府和监管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不仅鼓励借款人违约、禁止小贷公司进村收款，还规定了26%的贷款利率上限。
造成印度小贷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什么?目前印度小贷机构近况如何?中国可从印度汲取哪些经验教训?5月2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认为，要理性看待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应将其妖魔化。小贷机构和客户过度扩张而非高利率是此次小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危机还暴露出政府对小额信贷缺乏足够的监管且政策多变，中国应从中汲取教训。国际咨询公司——埃森哲大中国区银行业总经理陈文辉告诉记者，运作不规范导致了印度小贷危机的爆发。中国从中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借贷双方都必须具有透明度，且相关法规和政策要很清晰。
扩张过度监管不力种祸根
据悉，安德拉邦主要有三类小额信贷供给者，即政府支持的小额信贷项目、专业的小额贷款机构和传统的民间借贷。其中，尽管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较高，但因手续简便、上门服务和更贴身的产品设计，仍然受到草根阶层的青睐，客户总数达到970万。支撑印度小额信贷迅速扩张的是来自商业银行和投资者的资金。按照印度储备银行(央行)的规定，至少在明年之前，商业银行每年必须把一定比例的贷款投放到农业、出口和其他特定的优先部门。如果未达目标，可以通过向小贷公司贷款加以弥补。2005年之后，印度小贷公司的高成长性和盈利前景也使得国内外专业投资者纷至沓来。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私募股权(PE)基金已在印度小贷行业投资了600万美元，并在随后的4年中注入6.79亿美元。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7年~2009年，印度最大的14家小贷机构的客户账户以79%的复合年率激增。其中，该国最大的小贷机构SKS去年每周新增客户达10万名。相比之下，印度甚至全球多数小贷机构都不会拥有10万名客户。
焦瑾璞认为，小贷机构的过度扩张以及监管不力是印度小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国家政策与银行资金支持，小额信贷机构盲目扩张。同时同一地区小贷机构过于集中分布，使得机构间争夺客户，形成恶性竞争，客户过度的负债远远超过其收入水平和偿还能力，造成大规模的违约风险。而面对小贷机构盲目扩张、普遍缺乏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局面，政府未能及时调整风险监控制度而任其发展。”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三处处长白澄宇25日在出席“第五届中国消费金融论坛”时也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说，印度小贷危机的导火线是一些媒体和政客的干扰，但小额信贷机构自身违背了一些原则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印度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迅速，出现了过分商业化的倾向，很多小贷机构为客户提供重复贷款，一个客户可能同时成为好几家机构的客户，最后客户因为贷款数额远远超过还款能力而陷入破产境地，甚至自杀。于是一些媒体和政客拿它做负面报道，把这个事情上纲上线。最后印度政府出面对小贷机构进行打压，造成整个行业的危机。”白澄宇说。
对于高利率导致小贷危机的观点，焦瑾璞和陈文辉都不认同。前者表示，印度小贷机构贷款的年平均利率为28%~32%，在世界微型金融范围内属于比较低的水平。对小额信贷机构而言，融资成本、营业成本、贷款风险都较高。对小额信贷客户来说，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比资金成本重要得多。只有较高的利率才能实现小贷机构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对小额信贷利率上限政府宜加强引导，不宜强制。后者则认为，运作不规范是印度小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说，印度政府的态度不明朗，在究竟保护借款人还是贷款机构之间摇摆。
小贷机构处境艰难
实际上，目前在安德拉邦发生的小贷危机似乎是该地区2006年发生的另一起事件的翻版。当时，在克利须那地区，因被指控放高利贷和强制还贷，安德拉邦政府关闭了印度两家最大的小贷公司的50个网点。有数据显示，在安德拉邦200亿卢比的贷款组合资产中，有100亿卢比都来自克利须那地区，另有60亿卢比来自邻近的Guntur地区。僵局持续了大约8个月。
记者注意到，在当地政府去年10月通过一项后来成为法令的条例之后，印度的银行就停止向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资金了。该条例命令小额放贷机构详细列举其运营范围、利率、回收方式和操作惯例;贷款申请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小贷机构还款制度从每周一次变为每月一次。据悉，自从监管当局念起“紧箍咒”以来，印度最大小贷机构SKS于安德拉邦收到的7.3万份贷款申请中只有1600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SKS小额信贷创始人维克拉姆·阿库拉日前对媒体表示，公司已经停止接受新客户。“我们的关注点在于现有客户并填补其他小贷机构留下的空缺。”从SKS最新公布的季报来看，其业绩已现拐点——从净盈利变为净亏损。
历史经验表明，小贷机构要走出困境必须依赖现金这一救命稻草。目前，救命稻草可能来自于安德拉邦政府，其发布的指示已经冻结了900亿卢比的小额贷款，占到小贷机构组合资产的40%。稻草还可能来自于重组对小贷机构贷款的银行，以及新投入资本的私人投资者。然而，自危机爆发已经过去了7个月，所有的稻草都没有出现：安德拉邦政府拒绝发慈悲，即使小贷机构威胁要离开;银行则害怕钱打了水漂;私人投资者也不再那么热心。
一家PE基金合伙人伦加斯瓦米表示，与2006年相比，眼下PE要救助大型小贷机构挑战更大。更糟糕的是，小贷机构的生意变得日益艰难。过去半个多月的两大变化显示，小贷机构正在朝着转折点疾驰。一个变化是，印度央行宣布了收缩小贷机构业务和潜在盈利的新规定;另一个是SKS宣布安德拉邦的还贷率已经下降到10%。
小额信贷国际评级公司常务董事辛哈表示，大多数贷款将不得不被冲销。小贷机构正在靠借贷度日。到目前为止，按照印度央行的规定，小贷机构不得不冲销其坏账的大约10%。但是11个月以后或许更早一些时候，他们将不得不冲销全部的坏账。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小溪将变为汹涌的洪水
汲取教训发展中国小贷事业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小额信贷还是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供不应求的格局依旧。也正因如此，迄今试点已逾两年的小额贷款公司扩张迅速。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已从去年末的2614家增至3027家，贷款余额从1975亿元上升至2408亿元，累计新增贷款427亿元，而去年全年为1202亿元。尽管如此，焦瑾璞认为，小额信贷在中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法律、监管、征信和融资。
谈到中国应从印度小贷危机中汲取哪些教训时，焦瑾璞主要强调了监管方面。他认为，印度的危机暴露出政府对小额信贷缺乏足够的监管且政策多变。面对小贷机构盲目扩张、普遍缺乏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局面，政府未能及时调整风险监控制度而任其发展。在危机爆发后，政府直接宣布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借款，使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针对制约小额信贷的上述因素，焦瑾璞提出如下建议：建立健全微型金融供资体系，适当提高融资比例;尽快制定《微型金融监管的指导意见》，待成熟后发展为《微型金融管理条例》;成立“国务院促进微型金融发展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城乡微型金融，并形成以地方政府监管、市场监管(资金批发机构)、行业自律的多层级监管体系;重视微型金融征信体系建设，可以预防多头借贷，促进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
据悉，目前中国对小额信贷的监管权在省一级。据白澄宇介绍，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已经起草了一个行业自律公约，准备在今年要求从业者自愿签署。
“我国应该密切关注微型金融行业发展的进程，鼓励微型金融监管的创新和多样化，应采取宽严适中的监管框架、灵活的监管手段，引导和规范小额信贷主体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以及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行，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促进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微型金融监管的能力，培训微型金融监管的人员，使监管者具备专门的经验和技能。”焦瑾璞如是说。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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